17世纪是人类外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服装的更新和时尚的节奏终于成为一件被严肃对待的事。各国对制造业和手工业都抱有前所未有的兴趣，大国之间的对抗与竞争正在欧洲范围内进行。尽管如此，以专制主义主张为标志的法国王室仍然强硬地定下了时尚基调。巴黎夺得了它持续至今的地位：时尚之都。

服装及配饰的生产由于工具的大规模改进而变得更容易，并得到新的工艺法规的支持。在全世界科学化的背景下，新时尚的产生变得更加系统化。与此同时，身体正在成为一种真正的“建筑”，证实了一个世纪之前已经预见的趋势。人们对身体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所有人，无论是宗教人士、文人、政治家还是医生，都在追求时尚，各界对时尚的谴责也越来越少。随着文艺复兴的延续，时尚的传播变得更加容易。制造商和从业者更加系统地使用已有的广告手段，如人偶模特，并借助快速发展的印刷品和时尚杂志来展示潮流和产品。凡尔赛宫成为潮流产生和更迭的地方，这里有组织的时装展示，早在19世纪下半叶时装表演出现之前就开始了。对新奇事物感兴趣的人群当然包括贵族，他们深知如何才能走在时尚的最前沿。然而，弄虚作假的技术也被用来满足那些想要穿得更时髦的普罗大众。

【资料图】

服装经济的飞速发展

17世纪，时尚成为政治的重要筹码。虽然法国和英国的产品不同，但它们的目标是相同的：促进本国工业发展。法国宫廷借鉴西班牙或意大利时尚，并在其中注入法式元素。加莱的花边和里昂的丝绸征服了世界，法国产品引领潮流。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穿着它们并影响了他的宫廷成员：法国时尚的调性就这样被君主确立下来。法国时尚业高超的技术借由穿着法式时装的人偶传至国外。在英国，根据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查理二世于1666年选择了一种更为收敛的风格，以支持陷于激烈竞争的英国羊毛和亚麻织物，这种竞争一部分来自印度的色彩艳丽的棉布。竞争也在海外进行着。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抗衡主要围绕着产品的目标市场。法国把自己定位为奢侈品和高级品位的国度，英国则聚焦成衣。

路易十四

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1660-1685年），英国船主和海军大量订购粗布衣服，为英国船员在海上数月甚至数年提供服装。因此，早在17世纪，英国对海洋及殖民地的征服就刺激了纺织业。承包商与政府或航运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制造服装所需的材料，再雇用工人在家中制作。承包商向工人支付按件计酬的工钱，并且经常故意少算件数，工人经常入不敷出——这是一种分包生产的体系，让人想到今天在欧洲边境上依然存在的现象。在英国，时尚的趋势是简约化，服装样式不那么正式，剪裁更加宽松。所有阶层的男装需求都在下降。随着城市工作的变化，特别是妇女工作的变化，服装也在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与此同时，欧洲人继续在地球上遥远的地方探险。欧洲对来自世界另一端的布料和服装并非漠不关心。从17世纪开始，印度男式长袍（banyan）和棉布就开始影响欧洲的经济政策和制造商的生产。然而，新衣服流通的加速并没有阻碍二手服装贸易的发展，甚至对其产生了推动的作用。

伦敦人塞缪尔·佩皮斯在他的1660-1669年的《日记》中记录了关于服装的许多账目。这位英国的显要人物喜欢时尚，热衷于追随潮流。佩皮斯请求他会缝纫的父亲让那些过时的衣服“重获新生”。这些过时的衣服是佩皮斯从他有钱的朋友家拿来的。佩皮斯深谙这一点：既然人们由于经济问题无法频繁更新服装，就需要投资一件时髦的衣服或配饰就足够了。17世纪，伦敦的旧货商人尤其活跃，他们既卖新衣服也卖旧衣服。这些商人在水手身上发了财，水手们出于工作原因，相同的衣服需要购买很多件。商人们销售大量服装，有时可以赚几千英镑。相反，在威尼斯，二手服装生意受到严格的监管。瘟疫带来的创伤仍然萦绕在这座城市，二手服装的交易被密切监督。此外，妓女在二手服装店里租用或购买服装，这使很多人对二手服装店避之不及。时尚的变化被视为商人的财富和国家威望的来源。

得时尚者得天下

商品陈列并不是现代的产物。自古文明时代以来，销售活动就在市场上或商店里进行。然而，17世纪，商品陈列有了新的要求，它试图通过强调产品的稀缺性和奢华来展示价值。17-18世纪的商场，比如威斯敏斯特厅，为了吸引老主顾进行了合理化改造。由此，被理解为一种休闲活动的购物，作为零售业繁荣的必然结果而诞生。

1834年，伦敦，人们在购物街游览

巴黎-凡尔赛这对搭档赢得了时尚的“桂冠”。16世纪，欧洲的服装仍然非常多样化。但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之后，法国成为欧洲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君主，尤其是路易十四，将时尚当作一种强大的政治武器，使法国得以确立卓越的文化地位。君主通过要求贵族在宫廷里穿合适的衣服来控制他们，这也是他们确保贵族服饰消费的一种方式。1665-1683年担任财政总监的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的角色至关重要。他统筹法国纺织和服装经济，以确保国内产品的供给和质量。法国的领导地位正是通过政治理想、经济合理化和时尚变化的结合而得到巩固的。

由此，时尚实际上是一种战争策略，旨在维护一个王国的文化优势。这场文化战争首先发生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伊比利亚半岛的影响在绘画和文学中尤其显著，之后法国的重要竞争对手变成了英国。凡尔赛宫廷光芒四射，但法兰西王国当时的生产情况无法满足贵族的需求，因此必须刺激、组织更高质量的奢侈品生产。法国国王鼓励朝臣们消费本国的奢侈品和纺织品。法国工匠穿外国衣服意味着低人一等。蒙特斯潘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1640-1707）——国王官方承认的情妇，是第一位穿“Made in France”（法国制造）衣服的人。她的立场坚定，公开抵制外国的影响。管理贸易的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认为，进口正在使法国陷入贫困。一个想要致富的国家必须创新、组织生产、增加出口，对进口产品征收更多的税。宫廷由此成为一个窗口，展示法国最好的一切。专制主义和17世纪典型的奢侈主义的结合产生了非常好的结果。

科尔贝尔和路易十四把赌注压在制造商组织和工坊集群上。此后，路易十一、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四世等君主也都感受到了奢侈品对王国声誉的影响。制造商获得经济特权，贸易公司按照特殊规定行事。即便未获得特殊权益的制造商，也享受着更大的自由。1662年，科尔贝尔在巴黎创办了一家名为“戈贝林”（Gobelins）的挂毯和地毯制造工厂。他还对里昂的丝绸工厂提供支持。外国工人被雇来向法国工匠传授技能。限制进口似乎是欧洲政策的一个关键目标。欧洲人深知时尚背后的利害关系。甚至名字也被用来交易，随着法兰德斯花边的名声越来越大，它们在伦敦的商店里被称为“英格兰针绣花边”——这是限制从意大利进口的经典策略。这种区别实际上是技术性的：法兰德斯花边可以折叠，这样便可以用来做皱领，而意大利花边则用来做扁平的领子。阿朗松工厂建立之后，法国国王禁止使用外国花边，8000名生产花边的工人必须生产本国的替代产品。如果说他们最初是在模仿外国服装和配饰的样式，那么他们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约束。科尔贝尔还借鉴了伟大世纪的花边样式，它们既出现在男女服装的衣领、袖子、马甲上，也出现在神职人员的衣服上，还出现在马车上……科尔贝尔很快就明白了将围绕宫廷的消费系统化的重要性。制造业竞争秩序的建立是对合理化生产的需求回应。

从16世纪开始，裁缝利用印刷品来展示他们的职业和制作过程。人们可能认为有些书是为家庭制作服装所写的，但它们的成本体现了恰恰相反的事实。胡安·德·阿尔塞加（Juan de Alcega）的《构形、剪裁实践和图样》（Livre sur la géométrie，la pratique et les patrons，1580）似乎是这类书中的第一本，在17世纪被多次重印。葡萄牙公主的裁缝埃尔南·古铁雷斯（Hernan Gutierrez）和阿尔贝公爵的裁缝胡安·洛佩兹·德·伯吉特（Juan Lopez de Burgette）证实了这本书的价值：“它非常好，实用且对公众有益。”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既有历史内容也有教学内容，解释了“我们在卡斯提尔王国使用的古尺”的缘起，测量单位被分为“1/12、1/8、1/6、1/4、1/3，最后是1/2”古尺。阿尔塞加用了22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并将分式作为教学工具，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在不浪费或不缺布料的情况下正确地传递布料订单。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阿尔塞加展示了135种图样，用于制作男人、女人、神职人员、军事指挥官的服装，甚至用来制作战斗服和战旗，这些图样的质量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借助表格详细说明了每件衣服所需的布料数量，表格中3种长度和14种宽度都可以交叉使用。17-18世纪，这种出版事业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迅速发展起来。服装的剪裁、拼接、内衬和缝纫都以数学的形式加以理性说明。由此，服装得以批量生产。技术资料的大幅增加，以及数学领域不同分支给予的支持，促进了世界的科学化。专业人士也可以阅读时尚杂志。比如，《风流信使》杂志（Mercure Galant，1776-1824）并不局限于传播时尚，事实上，它还为购买合适的材料和制作当时流行的样式提供了必要的建议。服装业人士、裁缝或假发制造商的活动是长期业务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人们为工坊的物料起的名字一窥究竟：法兰绒、鲁昂棉、图尔横棱绸、博韦哔叽呢，乃至全球范围的西班牙袖、荷兰呢、勃兰登堡胸饰、暹罗扇、扇子爪或波兰貂。时尚杂志提供了制作时尚服装所需的地理标志。

伟大世纪的服装经济特点是时尚加速变化、生产的合理化和国家的投入。时尚已经成为欧洲大国博弈的一部分，它们都意图争夺政治舞台上的关键位置。18世纪下半叶，时尚中心的地理位置朝着法国发生了转移，法国成为奢华和品位的化身，意大利则被边缘化。1648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宣布各省独立，标志着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结束。时尚的传播主要借助新型传播工具，这些传播工具让制造商和经销商为产品做广告成为可能。

时尚的传播：人偶、版画、时装秀

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有助于时尚的扩张。伟大世纪的特点是营销工具的诞生和发展。消费和外表经济的繁荣可以从时装人偶、图片和杂志以及早期时装秀的增幅中体现。

“时装人偶”是一种微型模型，从巴黎被送到各省或国外。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7世纪之前，但在17世纪，它的使用有了显著的增长。有着玻璃眼睛、皮肤和头发的人偶是由各种低成本的材料制成的，如纸黏土或蜡。在德国，丹尼尔·纽伯格（Daniel Neuberger）在奥格斯堡制作了似乎非常迷人的蜡娃娃，它们“色彩缤纷，栩栩如生”。人偶的缺席在当时甚至会阻碍交易。它们的受欢迎程度使其能够获得皇家通行证，以便即使在战争时期也能顺利跨越边界。法国和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持续且频繁的贸易证明了这一点。1704年，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神甫普雷沃斯特（Prévost）写道：

他们不让这个大娃娃从巴黎来到伦敦。作为一国之内所有女士的模型，她是一个三四英尺高的雪花石人偶，穿着最时髦的衣服。有人说，英法两国的部长为了向女性献上某种不配被载入史册的殷勤，承诺为这个人偶颁发专享护照，并且在两国激烈敌对的背景下，双方共同承认并执行放行。如此一来，这个人偶或许是当时唯一受到武器“尊重”的东西。

人偶是“唯一受到武器‘尊重’的东西”。在战争期间，法式风格的优雅对贵族和国家来说仍然是必要的。在将时尚潮流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其他方式中，时尚版画占有重要地位。

时尚版画出现在17世纪，与服装收藏不同，后者更多用于民族志分析。版画本身就是对时尚的检验。在巴黎圣雅克街的印刷厂里，这些版画是由著名艺术家绘画和雕刻而成的。图片旁边标有标题和比例尺。标志性的《风流信使》杂志面向巴黎、外省或外国的高质量读者，并发布宫廷最新的男女服装趋势。冬装和夏装的季节性分离正在出现，制造商利用这点来发展他们的业务。产品线得到了更新，新的需求逐渐出现，颜色和图案每年都在变化。时尚杂志是服装行业传播和推广产品的重要媒介。虽然服装的多样性被普遍接受，但反对时尚潮流的人仍然存在。讽刺某个国家坏品位的漫画出现在版画和餐盘上。法国雕刻家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1592-1635）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利用这些潮流为自己的讽刺作品提供素材。

《风流信使》

新的服装潮流从至尊的法国宫廷和朝臣们那里扩散出来。作为法式奢侈品的代言人，宫廷人员和朝臣传播着法国产品和法国风格。弗里蒂尔（Furetière）在《通用词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中解释说，时尚“尤其是指宫廷接受的穿着方式”。外表经济学是朝臣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17世纪30年代，用亚麻、丝绸和金银制成的花边成为财富的外在标志，出现在袖口或头饰上。此外，男人和女人都戴着假痣。这些贴在脸上的丝粒有不同的含义，这取决于它们的位置。美白的愿望借由化妆品实现并得到强调。有着超长拖地下摆的豪华宫廷服装在欧洲很流行。由于来自凡尔赛宫的竞争加剧，以及上层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精英们争相投资罕见的服饰。时尚处于一种表象体系的中心，这种表象体系要么让朝臣成为模特，要么让他们成为苍白的模仿者。国王起床、在花园里散步甚至游戏，都是暴露身体、展示和炫耀自我的时刻。传统历史将19世纪下半叶定居巴黎的英国时装设计师弗雷德里克·沃思（Frédéric Worth）看作时装秀的奠基人。然而，宫廷生活留给装扮的时间确实是事先计划并安排好的。宫廷人员用最时髦的服饰打扮自己，这是一场价值观的竞赛。潮流在宫廷形成，也在宫廷消失，整个欧洲都在观看宫廷的时尚大秀。

在权力斗争的中心，随着文艺复兴的延续，按照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概念，作为“彻头彻尾的社会现象”，时尚变得越来越极端。

政治身体-医疗身体

受以装饰、曲线和直线为特征的巴洛克运动的启发，服装的形状被夸大了，外表的风格也变得繁复。衣服的华丽重新塑造了女性和男性的身体，以至于把身体变成了真正的“建筑”。在人们对卫生和健康的兴趣日益浓厚的背景下，身体也成为医生关注的对象。现代社会的特点是生产的优化，特别是有系统地使用科学方法。工程师、科学家和医生都在争取话语权，试图将自己与技术人员区分开来，后者由于从事手工劳动而被认为天生低人一等。服装成了辩论的话题。医学专业人士对服装的优点、缺点甚至危险程度都有自己的看法。最后，医生会给病人提供着装建议。

羊毛面料受到很多人批评，特别是那些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17-18世纪，医生们一直在强调清洁这种面料的困难。这种面料是传播疾病的跳蚤和虱子的温床。将婴儿过久地包裹在羊毛织物中是造成婴儿死亡的原因之一。这样看来棉布似乎是一种更健康的面料，更适合炎热的气候，因为它更容易清洗，对皮肤的刺激更少，并能持续为身体降温。人暴露在过堂风中会患上许多疾病——脑炎、咽炎和风湿病。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即使在炎热的天气里，人们也有必要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把自己裹起来。一些不太具有包裹作用的薄纱被称为“肺炎衬衫”。17世纪，紧身胸衣还没有引起医生的注意，也还没有被指控为身体畸形的“罪魁祸首”。

从路易十三统治时期开始，那些拥护或反对时尚的作者就以辩论家的身份相互回应。外表成为文人讨论的焦点，文人出版的小册子像论文一样，批评或赞扬当时社会习俗的变化。批评家们也加入了质疑宫廷制度的讨论风潮，但他们的论调听起来可能让人感觉模棱两可。事实上，法国的时尚被认为相比其他国家高人一等，法语也比英语更优雅。攻击性的内容主要涉及时尚的过速发展、不断发生的变化和短暂性。法语被描述为“变色龙”。几个世纪以来的争论涉及如何遏制资产阶级的急切行为，后者一直试图展示出一种自己尚未实现的面貌。这些小册子谴责奢侈行为、男性的女性化和扭曲个人的奇技淫巧。先驱者、英国医生、培根派哲学家约翰·布尔沃（John Bulwer）在1650年出版的《人体变形记》（Anthropometamorphosis）一书中，采用了人类学而非道德的视角。布尔沃是人体和人类交流的探索者，他谴责那些不舒服和不正常的新奇事物。他特别指出，在袖子或裤子上开衩是一种野蛮的做法。他认为，17世纪初佩戴大量饰带，尤其是在耻骨处佩戴饰带的流行趋势，是不体面和原始的，因为它强调了性。在布尔沃看来，隐藏在先进文明背后的时尚最终会导致人类风俗的历史倒退。

大众服装可能不会受到首饰潮流的影响，但任何有能力这样做的人都愿意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财富。下半身的宽裙子是整个女性服装架构的基础。紧身胸衣越来越窄，紧紧地夹住上半身，使女性的轮廓显得僵直，这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他人的形象。男性的情况正好相反：胸部比下半身宽，男性形象被认为符合天神的形象。无论是服装材料还是它们所带来的形体变化，医学话语倾向于对它们开出“处方”或使其道德化。

对路易十四来说，服装是一种政治工具，他通过严格限制凡尔赛宫朝臣的服装来压制他们。在英国，国王的支持者和清教徒派别之间的对立在17世纪表现得十分明显。英国教会的改革理想激励着清教徒，从他们的服装上可以看出，衣服样式更简单，甚至更有道德感。由于这种政治对抗而产生的内战，以及查理一世的失败和被处决（1649），18年的君主政体被共和制取代。查理一世死后的财产清单和肖像画表明，清教徒，也就是所谓的圆头教徒，穿着线条简洁的服装，装饰极少，偏爱纯色且深的颜色。人们的富有体现在织物的质量上。随着英国君主制的复辟，在路易十四的保护下，刚刚从法国宫廷归来的查理二世，用服装来抵制清教徒的影响。按照法国的风格，他穿着一件带刺绣和花边的夹克，此后花边成为男装不可缺少的装饰。作为19世纪男性套装的前身，17世纪的男装由三件套组成：一条到膝盖的马裤，一件盖到膝盖以下、扣着纽扣的长夹克，还有一件罩在衬衫外面的同样长度的背心。

清教徒并不是17世纪唯一反对过度奢华服装的群体。保守的西班牙社会也倾向于抵制服装的创新。大约在1600年，裙撑在欧洲其他地方消失了，西班牙人则一直使用裙撑，直到17世纪中叶。除此之外，西班牙的紧身胸衣一直延伸到腰部以下，并覆盖裙子的上部。女装使身体成为一种“建筑”，其精神让人想起伟大世纪西班牙祭坛的宇宙秩序。同样，翻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发挥着矫直男性身体的功能，这带来了尊严和与众不同。然而，没有修饰过头发的身体是不完美的。假发使被服饰修饰的身体变得极其精致。直到18世纪，伊比利亚半岛才接纳了欧洲的时尚。

路易十四时期的服饰

头部的装饰：身体护理大发展的指标

身体护理的发展表现在戴假发上，这是真正的头部装饰，但也是不同职业行为之间冲突的象征。

16世纪，在米兰附近，帽业经由生产丝带、手套和草帽而蓬勃发展起来，并在17世纪进行了重组。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里，为女性设计和销售帽子、头饰的工作由一类特殊的女裁缝（modiste）承担。我们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宫廷女眷们的绘画中看到一种厚布料的帽子，人们在冬天和夏天都戴它以遮蔽阳光。田园风格直到18世纪才达到顶峰，正如伊丽莎白·维热·勒·布朗（Élisabeth Vigée Le Brun）所绘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肖像所显示的那样。意大利，尤其是里窝那，一直因一种无比精致的草帽而闻名，直到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在政治和艺术上得到肯定。到1680年，帽子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变成了由铁丝、花边、丝带和天鹅绒制成的多层复杂结构。这些头部装饰以建筑支架的形式完成了塑型。17世纪，人们用烙铁和卷发纸使头发打卷，头发盖上一层由钢丝、别针、人造花和纸黏土塑型，使用真人卷发制作的假发。漫画家们欣喜若狂，把戴假发的剪影描绘成贵宾犬，并对路易十四的宫廷进行批判。道德家谴责这种被视为罪恶的时尚的虚荣和张扬。1690年发表的著名的《蒂尔神甫论著》谴责了过度精致的男性发型。尽管该论文对消费者和专制主义都持批评态度，但它也可以被解读为外表经济蓬勃发展的证据。假发的重要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一个世纪后，艾蒂安·罗伯特（Estienne Robert）把女人的美发师比作“首席梳妆师”。

1654年，路易十四针对剃须匠、假发师设立了40种征缴费用，以便将钱存入国库，并在宫廷旅行时命他们陪伴在侧。12年后，包含200名技师的剃须匠-假发师行会成立了。蒸汽浴室的经营者此后也加入了该行会。自此，一种职业身份形成，即身体护理师；行会成员从1700年的610人增加到1780年的900人。17世纪，它是巴黎最富有的行会之一。剃须匠-假发师是一流的高级职业之一。购买这种职业身份特别昂贵，因为在1722年，它的成本可能高达6500英镑。这项职业活动的声望和它所带来的利润导致了剃须匠-假发师与美发师之间的对立，后者是一个较晚形成的职业，美发师这个词直到1650年才出现。1769年巴黎女士美发师协会的投诉揭示了一个世纪前就开始的冲突的源头。该美发师协会指责假发师为女士理发。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发行业中为女性美发和为男性美发的工作分配。美发师认为，剃须匠-假发师可以为男性理发和剃须，但他们不具备为女性理发的技能。然而，这也是两种职业之间的不同之处，剃须匠-假发师用木制人头做练习，其技术是机械性的技术；美发师的技术则被视为建立在自由艺术的基础上。美发师拥有天赋和品位，而假发师则只会制作和出售假发套和假发卷。由此可见，将服务商业化是一种职业自卑感的表现。最后，法官赋予了美发师为女性理发的权利。毫无疑问，法院的裁决只是确认了一种惯例，而美发师很快就受到了女性的青睐。1663年，一部名为《美发师香槟》的喜剧在巴黎马莱剧院上演，讽刺了最早为人所知的美发师之一。在戏中，人称“著名的香槟”的明星美发师在女士们身上运用他的“才能、技艺或社交能力”，并把她们变成“仙女”。

美发只是外表护理的一部分。每一个细节都前所未有的至关重要，尤其是当下层阶级也想办法得到一瓶护肤液或一件配饰时。

1690年，法国，戴着假发的人

精英的极端考究

香水、化妆品、配饰和鞋履激发人们的欲望，并变得越来越重要。大众普遍使用上层阶级物品的仿造品，在这一背景下，时尚产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为凸显差异性的必要产品。

在几个世纪里，制革工人和手套制造商所需的熏香制品主要来自格拉斯市。香水制造商特别喜欢生长在阳光明媚的山坡上的薰衣草、茉莉花和晚香玉。香水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王室。18世纪，香味无处不在且不可或缺。它们被喷洒在身体和手帕上。一些工匠甚至专门生产芳香珠宝。王室的香水是由王室的珠宝商和香水制造商制造的，后者会对任何任性的需求做出迅速反应。戒指、耳环、带香味的腰带和手镯被认为是富裕阶层的成年男女和孩子不可或缺的物品。

然而，身体护理也引起了不那么富裕的人群的兴趣。他们从家居手册、烹饪书和代代相传的食谱中获得灵感，在家中制作化妆品。化妆品的生产必须由女性掌握。面霜和护肤液显示了美与药剂之间的密切联系。野生植物根茎、野花与水、啤酒、醋和香料混合制成的护肤品可以美白面容，改善肤色，消除天花的疤痕。化妆品的制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加利安（Galien）体液理论的启发，化妆品是保持健康和美丽的重要产品之一。对自然周期的力量和占星术的信念也适用于美容产品，一些配方使用5月的露水或春天植物的头道汁液。殖民者接管新大陆的植物后，美容产品的配方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的蜡、猪油和核桃油被添加到加拿大血根草中，以调制一种美丽的红色。17世纪，护理秘籍出版的热潮仍在继续。

玛丽·莫德拉克（Marie Meurdrac）的《专供女士使用的简单好用的化学书》（1666）第六部分专门论述“美化面部，以及如何使人变得更美并保持姣好容貌”。此外，人们还需要保养手部和头发。这部“美容手册”提供了一些方法以防止肤色暗沉或淡化皱纹、防晒、增加面部红晕、改善嘴唇颜色、美白牙齿、染发、促进头发再生。一种帮助人们获得自然美和健康肤色的方法在不同的书中被重复引用。

取睡莲、甜瓜、黄瓜、柠檬汁各一盎司；再取泻根、野菊苣、百合花、琉璃苣、蚕豆，每样一把；把8只鸽子剁碎；再把上述准备好的材料与硼砂、樟脑、面包屑、白葡萄酒和糖一起放进蒸馏器里。浸泡17-18天，然后蒸馏并收集蒸发液。

有了对自然的信念和信仰，魔法就会在你的脸上起作用……不过，用于美白皮肤的乳霜、粉剂和珐琅，即便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往往含有砷和铅等有害物质，危及健康。

制造商擅长生产专供精英使用的化妆品。法国和英国宫廷鼓励研究白色香粉和腮红，以美化面容和覆盖面部疤痕。这些时尚甚至传播到殖民地。大城市的香水师、美发师和药剂师为女性和男性提供大量时尚化妆品。正如马塞尔·莫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定义的那样，人们在一种身体技术的基础上确定了真正的仪式。在文学作品中广泛传播的对面部表情的诠释和归纳，是在一种强制性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框架内完成的，即宫廷社会加强了视觉相对于其他感官的首要地位。17世纪的人们见证了香水行业的形成、店铺数目的飞速增长、营销策略的制定，以及无数颜色和味道的商品。融“鼻子”、画家和炼金术士于一身，香水师有诸多知识和技能傍身，站在了科学和技术的十字路口。

法国，涂香粉的人

直到17世纪，佩戴手套一直是精英阶层的特权。手套象征着佩戴者的财富和地位，此后成为服装的一种必要配饰。虽然17世纪初，男女手套很相似，但它们已经发展出诸多不同的颜色、样式和材料。手套由鹿、羊和山羊的皮制成，具有各异的天然颜色，并逐渐出现用刺绣、金银或宝石做的装饰。这一配饰的成功可以从大众戴的布料手套或钩织手套中看出来。手套已经成为欲望和优雅的代表，并没有任何实用功能。由此，这种商品催生了一系列新规则。手套和社会地位之间的新联系使它成为一种特别的礼物。法官和高级官员经常收到它。手套不仅是他们的服务酬劳，而且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如果在手套里面偷偷放入一些钱币或喷洒了香水，手套的价值还会增加。新的规范形成了，包括正确佩戴手套或脱手套的手势。在17世纪的最后几年，男式手套和女式手套之间开始有了区别。女式手套五颜六色，长至肘部；男式手套的样式则更为简洁。在伟大世纪，手套对着装起到必不可少的补充作用，手袋亦是如此。

手袋的兴起主要是由于棋牌的发展。为了携带和保管硬币或筹码，玩家使用与桌子形状相衬的小扁平手袋。为了避免收益和损失之间产生混淆，玩家在手袋上会绣上首字母或纹章。17世纪，手袋的复杂性不断提升。几个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方形手袋被新月、五角形和盾形手袋所取代，以讲述殖民企业故事或历史的刺绣图案为装饰物。手袋成了一个表达自我的载体，充分显示了使用者的优越地位。

最后，人们越来越喜欢用珠宝装饰的鞋，它们的巨大成功有目共睹。过度奢华的威尼斯鞋子，比如超过50厘米的高底鞋，令鞋子的高度成为一种社会标志。在法国的宫廷里，男人和女人的鞋后跟都在变细。昂贵的丝绸鞋显示着闲散的生活方式和积累的财富。塞缪尔·佩皮斯认为，在1660年前后，鞋带（最初仅仅是为了系紧鞋）体现出更多的装饰性功能。无论是由金丝还是银丝制作而成，它们都被做成花朵形状，成为真正的珠宝。在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的统治下，宫廷里的男性时尚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最富有的人用夸张的弓形或玫瑰线装饰鞋子。但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1625-1649年），政治的不稳定和战争主宰着英国和欧洲，有军事元素的时尚产品风行，尤其是及膝皮靴。然而，法国宫廷再次定下了基调。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女性的鞋后跟有2-3英寸高。为了展示它们，女士行屈膝礼时必须要伸长腿，因为长裙会遮住它们。鞋的装饰涉及诸多技术，如丝绸、丝绦刺绣和金银线刺绣，由刺绣行会（由男性主导）完成。在凡尔赛宫，红色鞋跟的鞋只准在宫廷里穿着，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贵族的标志。这一限制赋予了红色一种权力光环，它成为整个欧洲贵族精英的专用色。

有些配饰是必不可少的，但眼镜不是。打磨抛光和嵌入镜框的玻璃片——当时的眼镜还没有镜腿——说明配戴眼镜的人的视力有问题。精英们起初并不拒绝使用眼镜，但当眼镜于1700年前后在社会各阶层都得到普及后，他们在公共场合会尽量减少使用眼镜。因此，三个世纪以来，眼镜一直属于私人物品。然而，对它们的客观需要引发了眼镜外形的变化。比如，手柄提供了一个展示优雅手势的机会。脖子上的绳子或丝带可以让眼镜随时可用。最后，一个巧妙的装置被设计出来，以便在临时有需求时让眼镜瞬间消失：安装在眼镜中间螺丝两侧的玻璃镜片可迅速折叠在框架上——没人知道和看到眼镜。

英国工业化初期的特点是试图将棉花生产机械化，使棉布比进口面料更具竞争力。技术创新和工业资本主义共同改变了纺织生产。这种结合是消费者数量和类型的增加，以及消费社会出现的重要原因。相对便宜的棉布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并开始成为服装业的旗舰产品。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销售策略的发展，中心市镇鼓励人们对拥有的渴望。利益激发国家制造欲望。然而，直到19世纪，社会的所有成员才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购买产品。

西欧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瓦解，尤其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出现，模糊了服装价值的边界，同时证实了外表的重要性。欧洲、亚洲和中东之间贸易的加速发展提供了许多灵感来源，使基本服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印染成为一种改变颜色、图案和增强设计精确性的手段，也被报纸和时尚手册用于印刷最新信息。时装和配饰的设计贯穿于宫廷生活，在18世纪下半叶尤其光芒四射。凡尔赛宫是一个“大客商”，时尚已经成为路易十四政治权力和法国影响力的一部分。它也是一种约束贵族的工具，后者早已被驯服，整天忙于花费大量金钱来展示自己，君主对他们施加压力的手段变得简单。

（本文摘自奥黛莉·米耶著《全球时尚史》，王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